证监会去年处罚涉诉案件高达43件 新类型案件多

在这43起案件中，以证监会为被告的31件，以地方证监局为被告的3件，以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为共同被告的9件。去年，法院对涉及证监会行政处罚的24件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，其中胜诉16件，一审败诉2件（涉及同一处罚决定）。对这起案件，证监会已依法提起上诉。

涉诉案中新类型案件多

证监会通报称，涉诉案件呈现多样化、新颖化趋势。除信息披露违法、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等传统案件外，同时还查处了期货市场操纵、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、法人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、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等类型案件若干起。而且，随着证监会法定监管职权的扩大，涉及私募基金、新三板等领域的案件，纳入证监会监管范畴。

另外还有一些新型案件出现，如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案，上市公司大股东违法减持股票案，保荐机构未勤勉尽责案。在涉及诉讼的处罚案件，上述三种新型案件涉列其中。对这些新型案件的处罚及法院的审查，均无先例可循。

涉诉案多同多个因素相关

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伟东教授接受《法制日报》记者时说，证监会涉诉案多是必然的。

他说，从全国来看，行政诉讼案件也是逐年增多的。从大的方面看，主要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，扩大了受案范围，如不仅审理具体行政行为，还审理抽象行政行为；而且提高审查标准，对是否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法院也可以介入。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涉诉案件多。

就证监会来看，杨伟东说，证监会依法、从严、全面监管，处罚的案多，自然涉及诉讼的案就多。

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，证监会处罚的案件金额高、影响大。证监会去年罚没款42.83亿元，较上年增长288%，对38人实施市场禁入措施，较上年增长81%。杨伟东说，像工商、城管等其他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案，一般处罚额较小，常见数百元，几十万的处罚算是比较高的。但是，证监会处罚的案件，金额相对要高得多，成千万上亿元不少，影响大，社会关注度高，如涉及上市公司的案件，涉及中介机构的案件，前者可能会影响公司股价，对普通投资者有影响；后者对于受其辅导的IPO企业或已上市公司的融资、增发等，都会产生不利后果。

正是基于影响大，金额高，当事人维权意识更高。有的案件不仅罚得多，还有市场禁入措施，这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职业前景。在证券处罚案中，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当事人提起诉讼。

据记者了解，北京市一中院2016年5月份有一个统计数字，称该法院审理的涉及国家部委的行政诉讼案件，部委机关的败诉率为33.5%。如果以此数据看，证监会去年的败诉率是很低的。24起案件仅2件败诉，这两件还是一个处罚案中的两个主体。

杨伟东对此分析说，胜诉率高、败诉率低，是好事。这说明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很多时候，在认定事实、法律适用、证据采信、处罚程序、量罚幅度等方面，确实是依法办事的。

但不能依此作为惟一的标准。一个案件败诉了，并非坏事，从积极角度分析，这可以为证监会提供了新的机会，找出问题的原因，举一反三，避免下次再出现类似问题，不能因为害怕败诉而不敢处罚。而对于胜诉了的，也要总结经验，对于违法行为，敢于亮剑。

而且对于胜诉还是败诉要从纵向看，如果以前胜诉的案子，后来类似的案子却败诉了，就说明工作做得不够好。

据证监会通报，证监会对此次涉诉案件及时作了总结。比如，通报称，法院支持了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在减持比例达到5%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所有减持行为均属于“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”的观点；在某内幕交易案中，法院支持了证监会关于夫妻两人一方为内幕信息知情人，另一方利用夫妻共同筹集资金进行交易，在无相反证据情形下，推定两人为共同内幕交易的观点；在某保荐代表人诉证监会案中，法院支持了证监会对保荐机构未勤勉尽责的判断标准等等。

类似这类案件，或者法律原文难找，或者需要专业判断，证监会依据法律基本原则和常理进行处罚量刑，就没有不当，法院的支持为证监会日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判例。

专家建议加强证监执法统一性

证监会在2013年向全国36家证监局，全面下放处罚权。此次涉讼行政处罚案件中，就有地方证监局做被告的情形。

杨伟东说，证监会全面下放处罚权后，影响大的复杂的案件由证监会处罚，其他很多案件由各地证监局处罚，这时就要特别注意执法的统一性问题。否则，可能会大大影响执法的权威性。

他同时建议说，对于证券违法行为，除了行政处罚外，证监会还应研究采取其他方式，利用互联网，采取新手段新机制，配合行政处罚来取得好的社会效果。

另外，他提出，证监会在作出行政处罚时，既要“罚得出”也要“立得住”，要经得起司法审查的检验。既要依法，还要讲法。在听证环节，对当事人进行说法讲法，工作做得细，当事人就可能心服口服。（记者 周芬棉）